在第一方面，孙先生又解释“国民党之民族主义，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”。从这些解释上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可得出三个解释：一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，求得独立解放；二是反对别人侵略，也不侵略别人；三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。第一，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，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，我们主张抗战到底，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，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，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。也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，所以我们民族独立解放的命运，决不能依附于别的国家。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，并不拒绝外援，而且争取外援，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，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，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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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，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，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，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，都是许可的，但这种运用，这种配合，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。这，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，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，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。如果有些国家完全站在日寇方面帮凶，我们反对。如果有些国家想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寇妥协，我们也反对；如果有些国家更想引诱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，如过去日寇及德意劝我们加入三国反共同盟一样，我们更反对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不牺牲民族利益。
抗战四年，说明我们民族是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坚持长期抗战的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在这个经验中，才能懂得什么是不出卖民族利益，什么是不让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。第二，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，所以我们也反对侵略别人；这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在自求解放的抗战中，并无侵略别人（连日本在内）野心，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民族也反对别的帝国主义侵略其他国家，压迫其他民族之非正义的行动。也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，所以我们必须同情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；这不仅朝鲜、台湾的反日运动，巴尔干非洲民族国家的反德意侵略，我们应该赞助，便连印度、南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，我们也应同情。
固然我们应该集中和争取一切反日的力量，反对我们主要的敌人，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南洋印度等地被压迫民族不要中日寇之计，为他利用的工具，但我们决不能站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宗主国方面，要他们牺牲民族解放的利益，一味的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，这，不仅不近人情，而且置我们民族利益于何地？！第三，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，并须弄清我们怎样以平等待人。以平等待我的民族，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，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，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，而且证明给中国人民看，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将来必是赞助中国革命最力的友人。
合乎这种条件的，当然是苏联。我们以平等待人，决不能照别有用心的人所解释，牺牲自己利益，服从人家利益，因为这根本是不平等。何况苏联的国家利益，决没有建立在侵略中国的利益之上，而中国的民族利益，也决不会从反苏中求得，并且双方站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，更有他们共同的利害，所以中国联苏是绝对平等的。只要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立国的立场，不时而赞成，时而反对，不公开称道，暗中怀疑，不一面联合一面仇视，而一贯的坚守孙先生的遗嘱，则平等的结合，革命的友谊，必能大大的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成功。总起来说，不出卖民族利益，不让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，不侵犯别的民族利益，也同情别的民族自求解放，更平等的尊重民族间的彼此利益，这便是国际间真正的民族平等，也就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的精华。
